“我丈夫的死，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”。
据新黄河报道，2020年，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保利三期小区发生一起煤气爆炸事件，导致正在执行任务的振兴公安分局的两名民警一死一伤，同时参与救援的55岁的锁匠王立军死亡。事发后，牺牲的民警被辽宁省公安厅追记个人一等功，政府出面替居民修缮了房屋，还给每户居民每月6000元的住房补贴，而锁匠王立军，其家人在申请国家赔偿后的两次行政赔偿诉讼却均被驳回。
王立军的妻子王艳丽认为，丈夫是“因公死亡”，应按照相关标准对王立军的死亡给予赔偿。然而，持续近两年的诉讼仍然无果，警方至今未出具爆炸事件的调查报告。对于王艳丽一方的控诉，警方辩称，因报警人王某娟误操作引起煤气爆炸，致王立军死亡。警方违法行使职权造成侵权的事实不成立。王立军是丹东市振兴区亨通修配部的经营者，其身份不属警务辅助人员的范畴，其提供开锁服务是经营行为。根据相关规定，作出不予赔偿王艳丽的赔偿请求。
由此，三年过去，当年的英雄已成英雄，居民还是居民，唯有锁匠王立军和他的家人，被困在了“身份”之外。
的确，正如当地警方所说，配合和支持人民警察执行公务是公民的应尽义务，王立军签署《责任状》也是履行义务的表现。但与义务相匹配的是权利而不是白白牺牲。义务不是让当事人在身涉险境时“裸泳”的借口，也不能用来阻塞个人权利的伸张。诚然，警察与锁匠一起发挥各自所长，去解救被困之人，当然是伟岸的，但在没有权利保障的前提下，牺牲普通人的权利去解救普通人，这种顾此失彼，是一种注水的公平正义。
他与一同牺牲的民警一样，是独立平等的个体，而不是“英雄凛然”这一叙事下映衬出的，苍白的牺牲品。
“身份”二字，盛不下生命之重。如果当初选择让他身处险境时，没有轻视他身份的高低与否，那么如今同样没有理由漠视他的死亡。
因为，死亡是最公平的悲剧，没有人可以在它面前划出三六九等。对当地来说，如果因为没有身份、编制，普通人的生死悲欢便不在“成本计算”的范围内，这种对牺牲精神的异化，是把人工具化，更是机制盲区之内的人性冷漠。
每当有这种非典型性案件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总希望以个案推动司法的进步，但总以死亡带来的寒心为代价，这种进步是缺乏温度的，这值得我们这个社会深思。
评论员:李明 编辑:周全 校对:王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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